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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父亲——孙承光烈士

发布日期:2015/10/23 10:08:01     浏览次数:8645
云南农业大学   孙祖蘅、陈柿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这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为了子孙后代不当亡国奴而抛家离子、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父亲——孙承光烈士。
    父亲孙承光,字厚甫,1906年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县一个小职员家里。家境贫寒,自幼勤奋读书,成绩优秀,在本县读完小学。1924年后考入云南东陆大学预科,继而又考取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又转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在此期间,父亲有机会与校内陶行知等著名教授经常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陶行知先生所主张的“勤工俭学”普及大众教育,争取民主生活的教育救国论,给他以深刻影响。父亲认为,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政治上丧失主权,经济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致使国弱民贫。因此,他立誓教育救国,希望通过教育,振兴中华。
    1928年大学毕业时,父亲已成长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进步青年。怀着教育救国的愿望,选择了教育工作为职业。次年,他应聘任徐州中学小学部教务主任。1930年,父亲为了进一步追求真理,寻求“教育救国”的道路,到上海中华书局担任《中华教育界》杂志主编,并与教育家舒新城合著《中华民国之教育》一书。在此期间,他有意识地阅读了众多进步刊物,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启发和熏陶,自觉地参加了书局职工争自由保权利的罢工斗争。之后,他被当局强行解雇,回到云南。
回云南后,父亲协助云南省教育厅创办了云南省立师范学院,并在这所学院授课。同年,他返回昭通探亲,并留在昭通,在昭通中学及昭通女师任教两年。父亲学识渊博,思路敏捷,言词丰富。教学认真负责,讲课形象生动,工作兢兢业业,深受学生的敬爱。
    1935年夏,他应湖北省立实验中学之聘,离开昭通到湖北,在实验中学负责教务工作。
    1937年春,父亲欣闻梁漱溟先生在山东荷泽乡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提倡“政教合一”。学生毕业后,可派任区、乡、镇长以利改造社会。父亲很感兴趣,遂辞去工作,前往任教。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在山东菏泽乡村建设师范学校专心执教,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惨遭日寇铁蹄无情蹂躏,同胞痛受鬼子烧、杀、抢、掠,忧心如焚,怒火万丈,深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抗日救亡人人有责。父亲心中拿定主意:放下教鞭,走出课堂,奔向前线,拿起枪杆、将日本侵略者驱出中华大地。
    他对母亲说:“救国救民是我们的宏愿,我外出工作,你抱着孩子外出读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救国救民!我们曾奋不顾身去救火,曾一同去抢救失足溺水者,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民族和国家有难,我们能睁眼看着不管吗?当然,我们如有半点私心,回到老家凭我的资格和能力,吃饭穿衣养活孩子总不成问题。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养不活孩子的人太多了,我等不能坐视不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带孩子们回老家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养国家的小主人,我们的孩子将来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留下来,也好为抗日尽自己一份责任,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但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母亲被父亲爱祖国、爱人民的忠诚所感动,21岁的母亲毅然自己单身带二个孩子,肚里怀着一个,千里迢迢的回云南老家。当时姐姐不满四岁,哥哥一岁,我还在母亲的肚里。未曾预料,这一别尽是永诀。
    父亲留在异地他乡,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国之中。成为一个坚决抗日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当地教育界和知名人士组织的学术研究团体,从事抗日救亡的工作。日军入侵鲁北后,父亲率领一部分青年学生,参加山东第二区游击司令部培训政工人员,开展军运、民运工作。他带领一部分青年学生,参加山东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筹组的游击司令部政治部,直接培训政工人员。经常披星戴月出现在部队里做思想工作,出现在街头巷尾、农村劳动场间,及时宣传动员各阶层人士,联合抗日,保家卫国。
    当时环境相当恶劣,周围缺乏支持和助力,但这并无损父亲的革命斗志。他说:“灰心失望是弱者的表现,颓废是自私的行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敢不努力工作。为了全民的生存,为了不辱祖先,为了子孙不做奴隶,我们必须忍受一切牺牲……。”又谈到:“我们愿意困顿,愿意别离,愿意接受磨练,为了什么?为的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自古以来,有不少牺牲一己为大众的人,这些人正是富于爱心,富于骨肉之情的人……难得你(母亲)的支持、鼓励,使我放心,能专其心意的爱祖国犹如情人,孝顺祖国犹如母亲。”(父亲和母亲仅存的信件中摘录)
    1937年12月,父亲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随同地方各界代表到延安考察学习。后来又被派到陕西省三原县安吴堡中共中央举办的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两个月的考察学习生活,使他大开眼界,深受鼓舞。他对延安军民的抗日救国热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深感受益非浅,胜似苦读十年书。从此,他从思想上进一步明白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理,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参加八路军,誓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1938年初,父亲带着丰硕的学习收获,信心百倍地回到鲁西抗日根据地。经过在根据地短暂的培训和实际锻炼,党组织把他安排到驻郓城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政治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在官兵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官兵英勇杀敌的爱国抗日热情和勇于献身的民族精神。在抗击日军坂垣师团进攻郓城的战斗中,该师官兵奋力抵抗,打得十分顽强出色,狠狠地打击了日本鬼子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该师被调走后,父亲留在当地,加入了黄安救亡工作团。多次开办军政干部培训班,培养青年抗日骨干,并向延安输送了不少有志青年。
    父亲积极筹资创办抗日刊物《鲁西吼声》,父亲既是创办人,也是主编、撰稿人。撰写了《鲁西父老在怒吼》、《保卫大武汉》、《汉奸已自绝于国人》等文章,他的文章短小精悍,文笔锋利,通俗易懂,感情充沛,能唤起民众,鼓舞斗志,打击敌人,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心脏。此刊物深受读者喜爱,在菏泽地区颇有声望,受到地方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并及时刊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抗日纲领性文献,这些举动对稳定群众情绪,动员各方面力量团结抗日,起到很大作用,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
    同年夏天,郓城县委成立了鲁西抗敌自治团,父亲任该团政训处主任,在郓城主办了三期军政人员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约500余人。他始终和学员们同甘共苦,风餐露宿。因这三期学员吃的都是黑面做的窝窝头,所以这个训练班又被大家叫做“窝窝”队。父亲在手捧野菜汤、口啃杂面窝窝头的艰苦条件下,为荷泽、巨野、郓城、邯城等地区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适应了抗日斗争的需要。同年秋,父亲曾到冀南大名南宫八路军驻地参观,受到了徐向前、宋任穷、李青玉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1939年,八路军东进支队到达鲁西郓城以北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父亲随即转入东进支队。部队发展很快,一一五师设立了独立旅,父亲任政治部交际科长。他充分利用自己在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积极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把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牢牢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不久,郓城县委任命他为郓东抗日办事处主任。他积极利用抗日政权发动群众,补充兵员,筹措经费和粮食,为根据地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这年冬天,父亲调任泰西行政委员会(鲁西行署前身)教育处副处长,并先后任冀鲁豫军政学校、鲁西军政干校教育科长、处长,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后,父亲又被调到太西行政委员会教务处任副处长。
    1940年6月,抗大一分校迁至山东,父亲任抗大一分校二校教育处长。父亲坚决服从组织调动和工作安排,对革命工作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工作中,他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尊重学校领导,用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团结全体人员完成教学任务。父亲每天想的、谈的、做的都是抗日救亡工作,他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更多,并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经常深入群众,和大家同甘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不搞特殊。他平易近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一直保持开朗乐观的精神,处处以身作则,以他饱满的热情、坚定的意志,感染、影响、鼓励着周围的群众、学员,人们爱戴他,敬重他,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军政干部,圆满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革命任务。
这时父亲还是非党员,但他时时、事事严格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早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事业,在军区领导杨勇、苏振华的亲自关心下,1941年由政治部主任郑思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地积极谋划“治安强化运动”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扼杀抗日力量。侵华日军经过苦心策划,纠集以第三十二、二十五师团为主力,驻开封骑兵旅团、驻聊城骑兵联队及鲁西17个县的伪军为配属的30余万敌伪武装和30余辆坦克、400多门大炮、10余架飞机的重兵,穷凶极恶地向鲁西抗日根据地疯狂扑来,对抗日军民和手无寸铁的乡亲父老进行“铁壁合围”和拉网式的残酷“扫荡”。
    9月27日,鲁西根据地晴空万里,八路军和老百姓正在紧张练兵,忙碌地收割。突然间,天空变暗,远处掀起了尘土,日寇的飞机、坦克、汽车、骑兵等从天空和地面同时向我军和边区政府扑来。刹时,空中盘旋的敌机,一会儿向我阵地投弹狂轰烂炸,一会儿对准无辜老百姓俯冲扫射。地面成群的坦克、汽车、骑兵在村庄里横冲直撞,疯狂射击。一队队饿狼似的鬼子兵挨家挨户的威逼手无寸铁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对他们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根据地炮声震天,血染大地,尸横遍野。
父亲所在部队指战员和边区政府机关人员,一面英勇抵抗日寇的疯狂“扫荡”,一面组织群众撤退到范县甘草固堆村。得意忘形的日军更加气焰嚣张,穷追不舍。在抗日军民将被敌死死围困的危急时刻,部队首长冷静分析了敌我态势,及时做出组织突击队、带领群众紧急突围的决定。父亲第一个向组织递交了突围请战书。突击队员们个个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庄严宣誓:血战到底,杀敌立功!父亲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同志们随着高昂的冲锋号声,势不可挡地一齐冲向敌阵。顿时山沟里枪声、炮声、喊声、杀声震耳欲聋,吓得鬼子不知所措,丧魂落魄。抗日军民乘势穷追狠打,杀得敌军人仰马翻,狼狈逃命。我军硬是从敌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围困中活活撕开一个缺口,杀出一条生路,把被困群众迅速转换到了安全地带。
    父亲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后,冀鲁豫军区作出决定,追认厚甫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7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英雄业绩将和所有先烈一样,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世世代代永不忘怀!我非常怀念我未曾谋面的父亲,我也只能从仅存的几张照片中看到英姿飒爽的父亲样子,常常在梦中相见,怀念你,我从未见过面的好父亲。
 
 
后记:
我的父亲和母亲
 
    1932年春,父亲在上海中华书局工作时,参与书局职工争自由保权利的罢工斗争,被选为职工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罢工斗争胜利后,资方对职工代表恨之入骨,蓄意进行迫害,在职工们的劝告下,父亲请假回到了云南。
    回到昆明后,父亲协助教育厅厅长龚自知为培养师资力量筹建了云南省立师范学院,并在省立师范学校任教。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我母亲。那时,母亲已毕业于昆华女子中学,在同仁医院学习助产。父亲常组织成都高等师范的同学及家属郊游、聚餐,搞各种活动。父亲常常笑眯眯的,精神饱满、热情、活跃,只要有他在欢声笑语不断。有次母亲骑马,因马失前蹄而摔倒,父亲立即将母亲抱起,细心地擦药、包扎伤口,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他们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加深。父亲比母亲大十岁,母亲总觉得自己资历太浅,学识低,配不上父亲。父亲明白母亲的心思后,对母亲说,她年轻、善良、纯洁、聪明,像“一张白纸,能绘出最美的图画”,并想方设法培养和提高母亲的自信心。
    外公认为父亲虽没有房、地产,但器重他的才华,二十多岁就当大学教师,非常赞成这门婚事。1933年初,他们在昆明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省主席龙云的妹妹龙姑太也出席了我父母的婚礼。)
    婚后,父亲和母亲相亲相爱,一起锻炼、打球、舞剑。课间假日,爬山、郊游、探亲访友,充实快乐。靠父亲的收入,生活宽裕,过着无忧无虑的美满幸福生活。
母亲的学习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父亲说:“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而妇女头上还有一座大山,那就是夫权思想。不是我养不起你,妇女要自立,你要继续学习深造。没有知识技术,谈救国救民就是一句空话!”父亲每天教母亲学习英语、补习功课,并写信到省外索取招生简章。
    1935年父亲来到武昌湖北省立实验中学任教,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仍去汉口红十字会高级助产学校读书。父亲请保姆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使母亲能安心专注学习。在父亲的引导下,母亲一改过去厌恶读书的态度,认真学习,对每门学科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绩一直领先。父亲经常带着姐哥打电话或以孩子的口吻写信给母亲。“妈咪,你好.......”使母亲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又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次的学习,对母亲在以后的生活逆境中帮了大忙,她先后在缺医少药的工厂、农村为产妇接生十多次,保了母子平安。为感谢母亲,产妇家也会送一些物品给母亲,暂时缓解了当时我们生活的困苦。
    父亲为寻求救国之路,四处奔波,每到一处,安顿好后,才把母亲和姐哥接。这样分别、团聚,再分别,再团聚是常有的事。从结婚算起,父母在相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父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潜移默化地对母亲起着教育引导作用,为母亲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使母亲受益匪浅,好学的习惯让母亲享用终身。特别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母亲一人挑起了家庭重担,精心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再苦再累也没有一句怨言。想到父亲及上千万抗日战士为了捍卫祖国,为了子孙后代不当亡国奴,抛头颅洒热血,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斗争,在后方的亲人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险阻不能战胜呢?我们虽然在经济上一贫如洗,但精神上却很充实、很富足。母亲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仍保持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对我们要求严格,爱护有加。她自己干一行、学一行、干好一行、爱一行。她的言行举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她是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在那战争年代,母亲能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都兴奋不已,如获至宝,反复看数遍,爱不释手。父亲在种种艰难困苦中还时时关心着我们的成长。父亲在信中说:
    康乐华儿(即保康、保乐、保华),接信知道你们在母亲做工的纱厂里读职工子弟学校,我很欢喜。希望你们了解,你们的父母就是工人,你们就是工人的儿女。你们要重视劳动,因为劳动创造一切,应以此为荣。自然,我们的生活(和无数劳苦大众一样)很艰苦很贫穷,但你们的父母却是世界上第一等勤劳的人,为什么还会穷苦呢?这个问题需要你们深刻研究,切实解答。在你们共同讨论之后,请母亲做结论好了。
    从华儿还在母腹里算起,六个年头以来,你们的父亲远留华北,你们在母亲的带领下,也历经人间的艰辛与痛楚,一衣一饭,一行一止都包含着无尽的艰辛与操劳,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可以问问母亲。多少次你们受过人的奚落,这些人是世界上最庸俗、最落后、最懒惰或最自私的,多少次你们受过人的欺悔,这些人是世界上最横蛮、最无耻、最卑鄙、最狠毒的。我们得益前一种人的是奚落而非拥护,我们得益后一种人的是敌对而非怀柔,正是我们的光荣。必须深深相信,只有你们父母这样的人,才是最高尚、最正确、最伟大的人,只有你们自己这样的人,才是最优秀的儿童。特别是你们,你们自有生以来便受着严格的艰苦的锻炼、合理的科学抚养、正确的完美的教育。华儿更加是出身于苦难的时代,我还没曾见过面的女儿。你们来到这艰苦的世界,就是要锻炼自己,成为小革命家、做小工人、小战士、小宣传家、小组织家、小科学家。因此,你们要坚决接受母亲的领导,听从亲爱妈妈的指挥,姐哥爱护弟妹,弟妹帮助姐哥,生活自理,行动自治,学习自动,工作自觉。不拖累母亲而帮助母亲,不使她呕气而使她快乐。你们要努力学习真理,使各科都在全班全校成为优秀。保持你们父母的传统,并要课内外、言与行,知识与实际打成一片,团结本级本校及校外儿童进行劳动服务,参与社会工作。学习母亲的伟大并效法一切伟大的人们,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能力,充实与发展自己,才能摧毁旧世界,创造新社会。
    我愿以你们的名字,祝颂你们,并望你们都写信给我。请你们向母亲说(由姐姐领导,排整齐,敬礼后,齐声说:“亲爱的妈妈,爹爹写信来,问您好!”)1942.2.26 稿于华北
    父亲在信中鼓励母亲:“……再奋斗三、五年,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我们要同登长白山,泛舟鸭绿江,我们要创造新中国,一起享快乐……。”
母亲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三个健康、活泼、有教养的孩子,就是献给父亲最珍贵的见面礼。
   1943年后就再没收到父亲的来信,那时前方的来信,经常被查封、没收、遗失。母亲坚信,父亲一定还活着,一定会回来的。盼啊盼啊,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盼啊盼啊,盼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却没有父亲的一丁点消息。一天,母亲从报纸上看到“贵州省主席杨勇……”母亲心头一亮,这与父亲来信中多次提到的“在山东与杨勇一起做生意(暗语),工作开展很顺利……。”是否是同一个人?母亲立即发信去贵阳。1950年2月8日果真收到杨勇的来信,信中写到:
“元月十三日发来之信已于二月七日收到,展颂之余倍思八年前为人民解放奋斗而牺牲的同艰苦共患难的革命战友厚甫同志,忆惜日寇进攻中国,弟于鲁西抗战之际庆得厚甫之助预期革命成功之日同在新中国之乐园共同协力建设国家,倡导着全体人民向民主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上迈进!何不幸甫乃舍我先逝。忆在1942年9月27日,日寇在鲁西进行大扫荡战中不幸的甫竟为自己的终身伟业而光荣牺牲了,抚今思昔犹自然中衷如焚,甫之家室高堂老母闻之能不痛心酸鼻乎,但是,同志你不要过于悲伤,令堂年迈、儿女孤稚堂上阶前今后尚均赖殷君大力抚持,希望为善于抚养革命后代而自珍至为主望焉。
    各位先烈为人民事业在艰苦奋斗而作了英勇的牺牲,这正是我党我军的无上光荣,为因我们处于帝国主义及国内外的高压下来作不屈不饶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许多先烈的热血的资本不会有今天的革命成功,所以说今天的全国人民都能得到解放,这是我辈先烈们的鲜血结成的果实啊!这应该是我辈何等的光荣啊!希以此自慰!
令亲刘继经先生前曾与我兵团潘参谋长面谈,得悉府上一切近况尚佳,勇颇为慰,并托继经先生转达最好能使令郎长公子来黔就学,俾对先烈后裔抚恤之忱不悉兆殷同志能否同意以达到我等等愿望耳。
    每思及对诸先烈之世后抚恤不周颇难自慰,故希望今后无论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中感有何等困难望不容客气的提出以便及时解决,并附陈赓、宋任穷同志一信,暇时送遇有一般小问题亦可就近解决之,此复余不赘希常音闻是幸。”
    看信后,全家人抱头痛哭,母亲失去了最敬爱的丈夫,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父亲。我们只有化悲痛为力量,把先父及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1950年,宋任穷在云南省军管会接见了我们全家,为我们颁发烈属证,并告及由国家抚养我们三姐弟,直到独立生活、工作为止。母亲考虑到新中国刚成立,国家经济困难,自己带领三个孩子,旧社会都熬过来了,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主动要求放弃了国家对烈属的优抚照顾,也谢绝了杨勇叫送一子到他身边培养深造的良好愿望。
在母亲的抚养教育下,我们遵照父亲的教诲认真学习和做人,尽管身处逆境,姐弟三人在思想、学习、身体等方面都得到健康成长。正如父亲所预言的,我们和全国少年儿童一样,过上了幸福生活,加入了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母亲被评为省、市工会积极分子。姐姐祖庄毕业于重庆大学,哥哥祖同毕业于贵阳师范大学,我毕业于昆明农林学院,一家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行列中。
    岁月蹉跎,风云莫测,母亲蒙冤二十余年,直到1978年,才被平反昭雪,1985年领到了老干部离休荣誉证,2003年6月19日,病逝。享年87岁。父母用他们的一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我深深地怀念和敬重我的父亲、母亲。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这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怀念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的谆谆教导还是那么亲切、实用、感人,它激励着子孙后代不断奋进!我爱我的父亲、母亲!
 
孙厚甫烈士先进事迹先后刊载于:
1、《云南画报》1983年第6期;
2、《云南英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民政厅编;
3、《云南革命英烈》云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
4、《革命之路》中共昭通市党史征集研究室
5、《光照千秋》(九)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山东省民政厅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6、《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二辑;
7、《郓城文字资料》第一辑;
8、《云南大学誌  英烈传》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9、《百年风流——咱们昭通人》邹长铭著,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0、《英烈纪念堂》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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