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镒”良缘 段金玉与吴征镒62年的相濡以沫

发布日期:2013/12/24 15:59:38     浏览次数:15499

 

段金玉先生

    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的夫人段金玉,是一位研究生物的教授,也是九三学社社员。因为学术上的关系,大家都尊称她“段先生”。段先生曾在清华、北大任教,1959年跟着吴老定居云南后,同样任职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她为人低调,几乎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

    敲开段先生位于昆明北市区一栋普通高层住宅的门,老太太独自在家。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客厅的两个大书柜塞满了书。虽然定居云南54年,但乡音未改,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招呼我们坐下。80多岁高龄的她,思路依旧清晰,声音也很洪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也不例外。”8月的一个上午,段先生首次向媒体讲述了她与吴征镒院士平淡却相濡以沫的爱情。

    7个兄弟姐妹,5个是大学生

    段先生的父亲是学工科的大学毕业生,母亲虽没念过什么书,却知书达理,执意要让孩子上学。所以兄弟姐妹7个人,有5个是大学毕业生。

    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段先生中学毕业后,曾有亲戚对母亲说:“你们家这么困难,干嘛还念书?不如把姑娘嫁出去算了。”母亲没有多言,只答了句:“念了书再说”。

    1944年,段先生中学毕业,本来是想报考北京医学院,但因种种原因不能报考,只能考辅仁大学的生物系医预组。辅仁大学的学费贵,为了节约,她总是去旧书摊买那些留白特别多的书,把它们当做笔记本,用书上空白的地方抄笔记。她对学习从不马虎,也不考虑婚嫁之事,因为“书虫都是不谈恋爱的”。

    1945年秋冬,她被查出患有初期肺结核,不能再继续就读医预组,只能转到了生物系,直到1948年毕业后留校任生物系助教。

    1948-1949年的这一学年中,清华大学生物系李继侗教授到辅仁大学生物系来代课,教授植物生理学课程。段先生帮助李教授安排实验课,由此李教授对她有了较深的印象。问段先生是否愿意到清华来当助教?此时,吴征镒也在李教授那里做教员,而且也是他的学生。“那个时候,大家都向往去清华大学,既然人家叫去还能不去吗”。于是段先生便离开了辅仁大学,到清华大学工作。

    那是1949年的夏天,当时的吴征镒已经到了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任副处长,但因触电跌伤腰椎,需疗养半年,而调回清华大学生物系,在校医院养病。虽然两人同在清华园,但却从未见过面。

    就图他人诚实,工作努力

    一转眼,到了1949年的冬天,吴老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可以借助拐杖走路。那时已快过年,清华大学当时的学生大多来自五湖四海,少有家在本地的,而这些学生基本不回家过年。所以清华所有教职工和学生都会一起联欢,大家包饺子、擀面条,在一起吃年饭。

    在生物系的会议室里举行的联欢会上,段先生第一次见到了被老师不停夸奖的优秀学生——吴征镒。但此时的她,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个身材瘦瘦,戴个古董眼镜,穿解放军灰棉袄的书生,将是与她携手60余年的人。

    联欢会结束后,就有老师和学生来牵线搭桥了。一天,单位的一位老师跟她闲谈,问了家庭情况,又问有没有对象,得知段先生还是单身,便推介起了吴老。由于从小看母亲拉扯7个孩子很辛苦。所以她并不想结婚,便谢绝了这位老师的好意。不曾想牵线的人一直络绎不绝,段先生想,那就联系联系吧。

    第一次见面谈话,吴老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了段先生,段先生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很诚实,再加之李教授对吴老很是夸奖,大家又都是同行,以后有共同语言(段先生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对吴老心生好感。虽然吴老比她大了快10岁,但因为自己的父亲比母亲小,所以母亲给孩子灌输的思想就是,别找比自己年龄小的,照顾一辈子太辛苦,所以一家人也并不介意吴老的年龄。

    可是,第一次见丈母娘后,母亲有些不同意了。母亲觉得他戴着个眼镜,以后眼睛肯定不好。再加上穿个灰棉袄,衣服袖子还被刮了个大口子,白棉花都露出来了,这也说明不会缝补,生活能力不强。但是段先生却觉得,自己也就图这个人实在,而且他的老师说他工作很努力,这就够了。加之父亲也比较支持女儿的选择。他们也就算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吴老当时的工作非常忙,他们两人很少有相处的时间。

    郭沫若证婚,两人聚少离多

    1951年4月22日,星期天,两人结婚了,一个25岁,一个35岁,证婚人是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仪式很简单,就在吴老当时任职的中国科学院的礼堂里,请大家吃了些花生瓜子。

    结婚后,北京的大学院系调整,段先生被安排到了距离当时北京城里10多公里的北京大学任教,而吴老在城里的中科院植物所工作。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公共汽车晚上6点就没了,所以两人还是聚少离多。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每个月能见上一两次就算不错了。直到1957年春天,中科院植物所给他们分配了宿舍,两人才搬了进去。

    1958年夏天,吴老来到昆明筹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夫唱妇随,第二年段先生便带着7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也来到昆明。别人问她为何只养育两个孩子,她说:“中国有句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活菩萨。我原来想当活菩萨,没当成。那我就当一枝花。”

    刚到昆明时,条件很艰苦,分给段先生的实验室空荡荡,她首先要做的就是自己设计实验台。参照清华实验室的标准,她做好了设计,因为没有木头也没有工人,实验室的建设被搁置了很久。吴老很忙,根本顾不上家,而段先生自己工作也很忙,还要独自拉扯儿女。可直到现在,她对此都没一句怨言。

    结婚62年从来没红过脸

    两人婚后没多久,吴老便提议商量下家务事分工。

    他说,“我的事挺多,最好你管家。”

    “怎么管?”

    “最好什么都管。”

    从此,吴老便把所有精力放在工作上,当起了“甩手掌柜”。

    而段先生则承担了所有家务,劈柴、下煤,就连吴家的事都得一手操办。远亲要接济,小辈读书要资助,每月照单按时寄钱出去。寄完了告诉吴老,他“哦”一声,就啥也不管了。

    就连做衣服,都得先去铺子选好料子和裁缝,才把吴老叫去量尺寸,有时候做好叫他再去试,便嫌麻烦,说“衣服还要试呀?”

    在段先生印象里,吴老几乎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家务,也不知道如何照顾好他自己。60岁时要去西藏,段先生没阻拦,给他准备了1000片维生素C,反复叮嘱要记得吃,也给同行的人吃。结果人回来后,瓶子盖都没打开,他说都不记得这个瓶子是干嘛用的。后来,因为两次进藏,每次数月,回来后因为缺乏维生素C而开始掉牙。

    “他的脾气非常好。用他的话说,有什么好吵的?”不但在家这样,在外也很少动过气。段先生认为吴老非常宽容,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最多就深深叹一口气“唉……”,然后一切都放下了。有时遇上与人有分歧,他会很耐心地解释;如果对方还不理解,他就不管了,继续干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永远都干扰不到他。谁想跟他吵架,吵不起来,谁想跟他打架,更不可能。在他眼里,除了植物,其他都是俗事。

    而段先生也有自己的生活智慧,感觉两人要动气,她就拉开门往外走。等回家后,也不再提,全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结婚62年,两人从没吵过一次架,没红过一次脸。

    如今,吴老走了,留下段先生一个人。她说,人总得挣扎着活着。

    春城晚报首席记者 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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