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云南省省级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九三学社昆明分社时期(1956—1984)
一、 九三学社中央直属云南大学小组(1956.3——1956.11)
九三学社1956年以前在昆明未设组织,只有社员潘炳猷、许绍楠、彭德树三人,1956年2月,九三学社社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曲仲湘、讲师钱澄宇调到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他俩和在昆明的社员潘炳猷、许绍楠、彭德树共同为发展云南的九三学社组织积极工作。在征得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云南大学党委的同意后,在云南大学发展了教授秦瓒、刘文典、方国瑜、刘尧民,讲师徐文宣、郭树人为社员,并于同年3月在云南大学正式创立了“九三学社中央直属云南大学小组”,由曲仲湘任小组长,当时共有社员11人。
二、 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备委员会(1956——1959)
九三学社云南大学中央直属小组成立后,得到了云南文教、科技等各界的支持,到1956年11月初,社员已由原来的11人发展到112人。按照社章规定的社员人数,昆明已具备筹建九三学社地方组织的条件。1956年11月初,九三学社中央派重庆分社秘书长何知凡同志来昆帮助筹建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何知凡到昆后,得到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和民革、民盟等兄弟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从而使筹备工作进展顺利。1956年12月1日,经九三学社中央批准,在昆明胜利堂召开昆明九三学社社员大会,成立了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备委员会。推选方国瑜、刘文典、曲仲湘、李清泉、苗天宝、秦瓒、戴丽三为筹委会委员。由秦瓒担任主委、曲仲湘任副主委、同时还成立了九三学社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云南农林学院4个支社和1个综合性科技小组。
三、 九三学社昆明分社(1959—1983)
1959年2月,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三次社员大会,传达九三学社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精神,会上正式成立了九三学社昆明分社委员会,并选出了方国瑜、刘尧民、曲仲湘、李枢、李清泉、诸宝楚、潘炳猷、戴丽三、卢濬为分社委员,曲仲湘任主任委员,刘尧民任副主任委员并兼任秘书长。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经历了三届委员会。
四、 九三学社云南省工作委员会(1983——1984)
1983年9月13日,为适应云南省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为正式成立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做好筹备工作,经九三学社中央批准,九三学社昆明分社改建为九三学社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在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了14人为工作委员会委员。曲仲湘任主任委员,方国瑜、李清泉、卢濬、郑玲才任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由郑玲才兼任。
五、 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
1984年12月25日,经九三学社中央批准,九三学社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召开第四次社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
自委员会成立至今,先后召开了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及第九次社员代表大会,依次成立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及第六届委员会。
九三学社云南省地方组织的发展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组织建立到九三学社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正式成立,包括九三学社中央直属云南大学小组时期、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备委员会时期、九三学社昆明分社时期及九三学社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时期(为便于叙述,以下总称为“昆明分社”时期)。这一阶段,九三学社组织的活动主要体现在配合中共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扫除从旧社会带来的思想残余,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为此,九三学社组织作了不少的工作,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体现了多党合作的巨大力量。但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其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一批社员深受其害乃至含冤去世。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遭受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拨乱反正”,昆明分社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组织以及筹组九三学社云南省委的一系列过程中,作了大量工作,为下一阶段九三学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九三学社云南省委正式成立至今。这一阶段多党合作不断发展和完善,1989年底,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成为国家意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这一制度提高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列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件。在制度逐步日趋完善的多党合作进程中,肩负参政党使命的云南九三学社,正以新的姿态去努力开创社务工作的新局面。
在第一阶段即昆明分社时期,由于社员人数不多又相对集中于昆明,故重要社务活动(包括换届)的讨论和决定均以社员大会的形式进行。此期间共举行过五次社员大会,列表如下:
昆明分社时期历次社员大会一览表
名 称 时 间 摘 要
第一次社员大会 1956.
12.1 成立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备委员会,秦瓒任主委
第二次社员大会 1957.5 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讨论社的性质、任务、作用
第三次社员大会 1959.2 成立九三学社昆明分社委员会,曲仲湘任主委
第四次社员大会 1961.8 选举产生第二届分社委员会,曲仲湘任主委
第五次社员大会 1980.2 选举产生第三届分社委员会,曲仲湘任主委
在上述五次社员大会中,仅第三、第四及第五次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委员会,它和九三学社云南省委成立后各次代表大会具有相似的议程。为了和这三次大会衔接,故将1984年12月,选举产生第一届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的代表大会,订为第四次代表大会(前三次均为社员大会)。也正因为如此,代表大会的“次数”与省委会的“届数”就不一致,相差数为“3”,例如:刚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产生的是第六届委员会,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另外,考虑到云南九三学社创建的历史进程及已形成的惯例,仍将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日期,即1956年12月1日定为云南省九三学社的成立纪念日。
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历次代表大会一览表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代表
人数 社员
总数 摘 要
第四次代表大会 1984.12.25
昆明 88 344 成立九三学社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
曲仲湘任主委
第五次代表大会 1988.7.6
昆明 145 914 成立九三学社云南省第二届委员会,
刘邦瑞任主委
第六次代表大会 1992.5.27
昆明 149 1338 成立九三学社云南省第三届委员会,
刘邦瑞任主委
第七次代表大会 1997.4.22
昆明 175 2023 成立九三学社云南省第四届委员会,
刘北辰任主委
第八次代表大会 2002.5.17
昆明 225 2287 成立九三学社云南省第五届委员会,
曾华任主委
第九次代表大会 2007.5.20
昆明 235 2901 成立九三学社云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曾华任主委
九三学社昆明分社时期的主要社务活动
1956年12月,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成立后,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社员由直属小组时的11人,增加到122人。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 ,成立了云南大学、云南工业学院、云南农业学院、昆明医学院四个支社。当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论述政党关系时,不赞成苏联共产党的一党制,坚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的方针是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有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这就表明,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政治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社员的政治热情。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积极组织社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于1957年5月召开第二次社员大会,贯彻这一方针。自昆明分社筹委会成立至“反右运动”开始,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时期社务工作比较活跃,社员思想比较开放。当时中共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科技界、文教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委员在做好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协商。7个委员中有2人担任副厅长,3人担任大学的系主任,担任本单位行政领导的社员占总数的20%。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专长,成为本部门、本学科的领军人物。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整顿党风的决定,并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同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响应党的号召,组织社员帮助党整风。一场原本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程序和步骤开展的运动,却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始违背了它的初衷,随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昆明分社筹委会有13人被错划为“右派”,少数社员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坏分子或反革命,个别社员因此自杀。云南九三学社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机关也一度停止办公。1958年初,九三学社中央指示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成立整风工作领导小组,由曲仲湘任组长,在机关内部对专职干部进行以交心为主的整风运动。为教育社员,昆明分社筹委会还与其它民主党派合办了“反右交心展览”与“交心游行”。另外还编印了社员的《右派言行集》。1958年下半年,机关专职干部参加省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劳动整风运动和大战钢铁运动,随后又参加“肃反”补课。在此其间,昆明分社停止了一切正常的社务活动,刚成立不久的九三学社组织经受了严重挫折。
为了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周恩来对民主党派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周恩来于1958年11月发表讲话,重申“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范围和六条政治标准以内,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是充分的”。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讲,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各地九三学社组织得以恢复活动。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于1959年2月份召开了第三次社员大会,大会总结了昆明分社筹备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通过了《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组织改造规划》,宣布正式成立九三学社昆明分社。此时,中共中央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采取一些措施调整关系,如给一些“右派分子”摘帽,推动各民主党派召开“神仙会”,即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创造轻松的气氛,鼓励民主党派成员做到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充分贯彻自我教育的方法,从而形成了一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诚坦率的局面。1961年,昆明分社与民盟、民进云南地方组织联合举行会议,传达“神仙会”的精神,同时还传达了广州会议的精神。通过这次会议,极大地鼓舞了与会同志的积极性,使反右以来的思想禁锢得到初步解脱,社务活动出现了新的面貌。当时昆明分社在学习活动中也采用“神仙会”的方式,并组织部分九三学社社员到安宁温泉参观农业生产,结合实际,敞开思想,自我改造,受到了社员的欢迎。有的社员用“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柳风”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情况。
1961年,昆明分社第二届委员会成立后,加强了分社的机关建设,经与统战部协商后,设置了机关秘书处处长、副处长等专职岗位。1962年10月,省政府同意拨给青云街蔡家巷3号楼房一幢,作为昆明分社办公楼。
1963年后,昆明分社专职干部经常深入基层,访问社员,了解情况,逐渐形成了联系社员的制度。1965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社组织部分委员和机关专职干部学习有关政策和文件,并组织部分社员到安宁温泉参观“四清”试点单位。通过参观学习和讨论,使社员们澄清了一些模糊的认识。“四清”运动全面开展后,昆明分社响应号召,先后派出了3位专职干部,随部分社员到滇西参加“四清”运动,留在机关的专职干部,也集中到政协参加学习。这一阶段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社务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昆明分社的主要工作是配合社员所在单位的中共党委做好成员的思想工作,要求社员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云南省政协组织各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机关专职干部向中共云南省委表决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全体机关工作人员被集中到省政协学习“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昆明分社内部还成立了工人、干部组成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负责管理机关的工作和学习。6月,首都南下红卫兵“北京红鹰纵队”冲击了昆明分社机关,摘掉昆明分社的牌子、查封了所有办公室。机关被迫停止办公。不久,先后又有多批红卫兵进驻机关,云南的造反派也接踵而至。直到1968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昆明分社的家具、物资、汽车等财务全部由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办公室接收。
由于九三学社成员均为知识分子,大多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成员便首当 其冲受到批判和迫害,几乎无一幸免。并且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们所受的打击和迫害也越来越重,社员刘尧民、花莱峰、梁天然、张克俭先后被批斗致死。昆明分社的专职干部有的也被定为专政对象。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统战小组后,各民主党派专职人员被集中于省政协、民主党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和接受批判。学习数月后,学习班学员又先后集中于昆明西山后面的百花山进行劳动改造和学习达10年之久。在整个文革期间,分社机关工作完全处于停顿状态。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经过多次挫折后,从此摆脱劫难,得以恢复和发展。
1977年11月,九三学社昆明分社在中共云南省委的关怀下,开始了恢复社组织活动的工作。昆明分社主委曲仲湘、副主委方国瑜召集在昆明的分社委员传达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恢复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指示,并进行了学习讨论,提出了恢复社务工作的初步设想,同时决定把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专职干部从学习班调回来,借用民盟办公室初步恢复社务工作。恢复社务工作以后,九三学社昆明分社首先与社员所在单位的党委取得联系,了解社员的变化情况,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打击较大的社员进行逐个访问,听取他们对恢复社务工作的意见。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得知较多的社员对恢复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的工作活动顾虑较大,并有不同程度的抱怨情绪。为了消除社员们的顾虑,分社干部任劳任怨,通过长期细致的工作,在与社员所在单位中共党委的配合下,大多数社员消除了顾虑,向九三学社组织靠拢,为云南九三学社组织恢复工作打开了局面。
1978年12月,九三学社中央派李毅为首的4人工作组前来昆明,了解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组织恢复情况。他们先后听取了昆明分社委员及专职干部的工作汇报,后又召集部分社员座谈。九三学社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对九三学社昆明分社恢复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的关心帮助下,九三学社昆明分社先后恢复了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农林学院、工程技术5个基层组织,社务活动逐步开展起来。
1979年10月,九三学社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昆明分社选出代表6人,列席1人,出席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曲仲湘、方国瑜两人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了:“九三学社是一个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为贯彻此次大会精神,把社务工作转移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于1980年2月召开了第五次社员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届分社委员会,选举了11位委员。在第五次社员代表大会以后,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为积极做好社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恢复社务工作以来入社的83名新社员进行培训,用3天的时间组织他们学习社章、社史及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这次学习班由九三学社昆明分社副主委李清泉主持。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杨一堂为新社员作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性质和任务》的报告。通过这次学习,新老社员对九三学社的历史、社章、性质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增强了他们作为九三学社社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增强了九三学社组织的凝聚力。
1979年到1981年,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为活跃学习氛围,举办了各种专业的学术报告会、讨论会共30余次。由于得到上海、天津、兰州、西安、长沙、成都、重庆、广州、青岛等九三学社组织的大力支持,学术交流活动异常活跃。此外九三学社昆明分社还邀请美藉华裔方宝贤博士及一些出国访问归来的社员举办学术讲座,受到广大社员的热烈欢迎,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些活动对云南省科技、文教、医卫工作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九三学社昆明分社还派社员到省外进行社务和学术交流活动。1983年11月,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组织以马光辰研究员、徐文宣教授两人带队的21位社员到成都、重庆、贵阳等地进行社务和学术交流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沟通了信息,增强了九三学社省级组织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社务工作的开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云南的九三学社社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激发了他们 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广大社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刻苦钻研,勇于进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1978年至1980年间,云南九三学社社员共有71人被选为省、地(州)、市的先进工作者,3人被选为省、市级劳动模范,31人获省、市级科研成果奖。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1980年间,云南九三学社社员共发表专著84册,发表学术论文434篇,外文翻译250万字。在1980年7月云南省各界人士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经济验交流表彰会上,九三学社社员有22人受到表彰。
1981年7月,为使九三学社社员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省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巨大变化有所了解,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组织了以副主委李清泉为首的12人参观团到个旧锡矿进行参观学习。在当地中共统战部门及政协,云锡公司的陪同下,他们参观了云锡公司的整个生产流程,亲眼看到了个旧锡矿的新面貌,从而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信心。1982年2月,九三学社昆明分社又组织部分社员到玉溪农村进行参观、调查,先后参观访问了玉溪高仓公社、春和公社和东风水库,并认真听取了大队干部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参观访问中,社员还到田间地头察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一些社员结合自己的专业向农户传授了一些科学种田的方法。通过这些活动,使社员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感性认识。
在协助中共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也作了大量工作。到1983年止,共有123位社员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基本上都已平反昭雪,被占的财物、房产陆续归还,部分社员的行政职务和政治待遇得到恢复。
在这个时期,云南九三学社组织迅速扩大。文革前原有社员85人,文革中死亡13人,退社1人。文革结束后仅有社员71人,平均年龄64岁。1980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发展工作,1984年社员人数已发展至五百余人。广大社员重新振奋精神,在科研和教学岗位上勤奋工作,不少社员年逾古稀还在埋头著书立学,培养研究生,指导科学实验。大批中年社员成为各个领域的业务骨干,成为新一代专家,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昆明分社改建为九三学社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为成立九三学社云南委员会积极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