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老师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老师那副夕阳下有些佝偻变形、身上挑着一副重担的剪影，犹如一股柔软弥漫的气息，仍然牢实地缠绕着我，每当想起，内心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苍凉……

 

那是去年初秋的一个下午，难得回老家的我，想去看看多年没见的启蒙老师。

老师还住在祖上留下的老屋里。那房子从我记事起似乎就是那个样子了。家里只有师母一人在厨房里煮猪食。师母患有类风湿，几乎很少出门。她告诉我，老师到田里收拾谷子去了，一会儿就能回来。

老师叫建国，算起来该是60多岁的人了，咋还能干活呢？我有些纳闷。

“没法子，两个儿子分出去过了，我们不做么哪个做？农村人就这个命。”师母一边搅拌锅里的猪食一边无奈地絮叨。

老师不是有退休工资吗？我一头雾水。

“你晓不得，文化水平不够，考了几年都没有考起，当了十几年民办教师没有转正，后来就被清退了……”

原来，教了二十多年书做了二十多年民办教师的老师，在快退休的年纪又成了真正的农民。

我的心突然有些黯然。

夕阳西下，扎眼的光线从门洞里照射进来，让原本有些黑暗的屋子有了些许亮度。恍然，门洞里剪出一个几乎被担子压弯的身影——一个满头白发、个子矮小的老头，挑着两箩筐新收的稻谷，摇摇摆摆进了家门。那是老师。

歇下担子，满头汗水、几乎还没缓过神来的老师看见我，有些诧异，更有些不好意思。他简单打了一下招呼，慌忙转到后院洗脸去了。

记忆中的老师，高大、帅气，皮肤很白。可如今，容颜已经改变，唯一不变的是，仍然腼腆。

 

老师入职的时候，才22岁，刚从部队复员回农村老家。那时，村里没有正规学校，但有十几个孩子已到上学年龄，村里就让当兵见过世面、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文化人的老师，把孩子拢在一起，在一户人家的牛槛房上面，用矮板凳做凳子、高板凳做桌子，跟着他一笔一划学起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老师上课的时候，总不敢正眼看学生，声音很小，软软的。有时，有家长到教室旁边看他上课，他就会脸红，原本不大的声音变得更小了。

 

农村的学生，虽只是八九岁的年龄，但除了上学还有许多家务、农活要做，找猪草、砍柴、挖地、捡肥料为了节约时间，有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就会把竹篮、背篓、粪箕、柴刀、锄头之类的工具带到学校，以便放学后就直接去干活。有时锄头耙子坏了，老师就会帮着修一修，竹篮、粪箕的竹片散了，老师就会帮着编一编。有的甚至把弟弟妹妹带到学校，上课时弟妹免不了哭闹，老师还得帮着哄一哄。

那年月，没有时钟，更没有手表，人们的生活是跟着日月星辰走的。老师规定：每天太阳冒山尖的时候上课。可经常有孩子太阳冒山几丈高了才到学校，老师的白脸常常被气得彤红。为了鼓励孩子早早到学校上课，老师想了个招儿，每天奖励第一个到学校的孩子一支粉笔，连着六天第一的就奖励一只彩色粉笔。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农村，彩色粉笔可是稀罕物，为了得到这支粉笔，我几乎天天小鸟才叫就起床，天蒙蒙亮第一个到教室。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窗外光亮如昼，心想一定是睡过头了，便急匆匆穿上衣服背上书包跑去学校。到了学校门口寂然无声，一个人也没有，主人家的大门还紧紧关着。我朝空中一看，朗月高照，如同白昼。这时一个早起挑柴到城里去卖的大爷路过，告诉我离天亮还早呢，我才明白起早了，但搞不明白究竟离天亮还有多长时间，生怕再回家真睡过了头，便在主人家大门口偎着家里和我一起的大黑狗睡着了，直到天亮主人家开门。正值寒冬，大约是在地上坐久了，着了凉，后来我的左脚两个多月没办法走路。每天，上学的时候妈妈把我背到学校，但放学的时候她常常在生产队干活还未收工，每遇这种情况，老师就把我背回家……

记忆中，老师的背是那样宽大，那样温暖。

 

后来，主人家要拆房子，我们的教室搬到了另一户人家。上到二年级下学期，我们搬了五次教室。有的人家嫌学生吵闹，有的是学生把主人家的物件打坏了……

教室频繁搬换，最累的是老师。每次搬教室，老师都得把那些桌椅板凳搬来搬去。

三年级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村里要盖学校了。孩子们一听，高兴得过节似的雀跃。后来知道，其实是村里给学校划了一片地，又在一个十多公里远的地方买了一幢要拆除的旧寺庙的木料，作为盖学校的料子，但平整地基等许多基础工作得老师带着学生自己做。自那天开始，每天放学后，老师就带着十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肩挑手提，平整地基。折腾了几个月后，地基终于有了模样，老师又带着我们带上晌午饭，来回跑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每趟一人或扛一匹椽子、或挑几片瓦片，大概一个月的功夫，跑了好多趟，才把木料瓦片搬到了地基上。

 

几乎折腾了一年，老师苍老了许多，皮肤晒黑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

在生产队的帮助下，学校终于选定日子要竖房子了。竖房子那天一早，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好像自家办喜事似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庆的笑容。大家七脚八手，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房子竖好了，周围还围上了用大竹片编制的散发着清香的篱笆。新学校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大门口挂上了“三合小学”的牌子，意为三个生产队联合办的学校。学校有操场，有篮球场，有楼上楼下六间教室，每间教室可以放十几张课桌，公社还给补助置办了新的桌椅板凳。讲台位置，一块用松板拼接、用墨汁刷得油黑的宽大的黑板，端端正正地挂在正中央，黑板上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一块擦黑板用的新毡子被一根麻线栓着，挂在黑板的一角……

在新教室上课的第一天，孩子们没有一个人迟到，穿戴得特别整齐，特别安静，可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了一句“同学们好”后，便泪流满面，半天无法言语……

 

在新教室上了一学期的课，到四年级下学期，另一个从县高中毕业回乡的老师接替建国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据说是因为四年级的课程建国老师教不了了，他又接了一个一年级的班。

五年级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中学，离开了那个老师带着我们一砖一瓦亲手盖起来、留下我们童年汗水和欢笑的学校，也离开了老师。再后来，上高中，上大学，参加工作……我离老师越来越远了……

 

学校离我家不远，工作后每次回家，看见学校，总想起老师，心里觉得该去看看，可每次都是匆匆忙忙，一直没去。

一晃三十多年不见，岁月的沧桑早已将老师磨砺成了另一个人。背不再是我记忆中挺直的背，佝偻了许多，脸也不再是我记忆中秀气白净的脸，消瘦，布满了皱纹，还有不少老年斑，只有那腼腆的表情还隐约熟悉……

洗完脸出来，老师有些害羞地和我简单寒暄几句后，又忙提着猪食到猪圈喂猪去了。或许是我的出现太过唐突，或许是疏离太久原本腼腆的老师不知该如何面对，或许是我的出现勾起了老师那些伤痛的过往，我不知道他这么多年究竟经历了些什么，但从师母的只言片语和老师沧桑枯苦的面容与躲闪回避之中，我明显感觉到老师诸多的无奈、不易和辛辣酸苦。我明白，许多伤痛尤其是切肤的伤痛，往往是无法言说或是根本不愿示人的，伤到深处，往往只想将它深深埋在心底，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愈合。身外之人，即便是亲人，无论怎样关切，终是无法感同身受，更是无法给予任何承担，至多也就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已。贸然搅扰或介入，就像要强行撕开那些伤口一样，反会让人不适、忐忑乃至疼痛难忍。最好的尊重该是尊重别人的伤痛和难以言说。尊重，该有一段温暖的距离……

不想让老师不自在，我起身告别。走出门后一回头，远远看见老师站在门口目送，夕阳下，那幢老屋和老师矮小的身影，构成一幅画，很美，只是，有些苍凉……

 

作者为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宣传处副处长，《民主与科学》杂志特约记者  赵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