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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不该遗忘的纪念

发布日期:2017/8/7 0:00:00     浏览次数:592

    有言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还活着”就是他的品质、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精神还在影响着真的还没有死去的人。孙剑如先生就是具有这种影响力的人。

    在十二年前的二OO五年六月二十六曰,早上时,在安宁极乐山庄,与孙剑如先生做最后的辞别。天气阴沉,整个极乐山庄一片肃静,连山中的鸟儿也停止了呜叫。

    一位可爱而受人尊敬的、博学、睿智、勇敢、坚强、奉献社会、一生以民主与科学为终身信仰的老人,安息在鲜花丛中。

一、坎坷人生筑辉煌

  (一)艰苦求学终成果

    孙剑如先生,于1923年5月4日出生在江苏省昆山市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其父在上海海关做职员。先生从小天资聪颖,刻苦好学,4岁就进学堂学习。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名列前茅。1939年,先生16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化学系。入学后不久,其父因病去逝。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使先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丧父,使先生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导致经济窘迫。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一度陷入了迷茫。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奋发刻苦学习,才能改变现状。先生秉持这一信念,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每年都获得中央大学的奖学金。通过节衣缩食,仅依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学业,从此,也使先生养成了节俭过日子的生活习惯。(右边:青年的先生)

  (二)辗转工作寻正道

    1943年,先生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当时伪政权的上海中央分析所工作。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在沦陷区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加之其父死于日本人的细菌战。国难家仇及亡国奴的滋味,使先生内心深深渴望祖国的自由和強大,立志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去改变祖国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1946年先生被转调至南京,在民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工作。原以为国家独立了,可以为祖国的建设施展报负和实现理想,但国民党及其政府体制内的种种腐败乱象,使他感到迷茫和失望。

    1949年南京解放了,先生没有选择随民国政府南迁,而是选择留下来。毕业后,先生的工作几乎都是别人安排的。仅有的这次自主选择,便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从共产党的宣传和人民解放军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为了接管、巩固西南边彊,支援大西南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决议,在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直接筹划下。在上海、南京招收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消息传出时,先生抱着对新生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拥护的态度,以满腔的热血和昂扬的激情,踊跃报名,和一万余名热血青年一起跟随二野大军南下,先生被分配到云南支队。

    1949午10月1日,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行程数千里,几乎横跨半个中国。先生身上背着被包、粮食和水壶等,一天行走几十公里的公路和山路。历经五个多月的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和行军打仗。云南支队3800多人在西南服务团总团部主任(总团长)宋任穷的率领下,终于在1950年2月来到云南。随后转入地方政权建设工作。1950年2月20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进驻昆明,2月24日宣布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随之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工业,交通,文教,卫生,公安等部门的接管部。开始接管和建设专区、市、县政权。先生被分配到昆明军管会,参与了一系列的军事接管和组建工作(接管过的单位有昆钢,昆明电缆厂,冶金陶瓷站现贵金属研究院,等单位)。经过50多天,整个接管政权工作迅速完成,国民党及民国政府在云南的官僚机构彻底退出在云南的历史舞台。1950年6月:至1958年1月,先生先后在云南工业厅,西南有色局,冶金部地质局昆明勘探公司,昆明冶金研究所工作。其间担任过联络员,一级技术员,工程师。为云南的冶金事业做出了贡献。

  (三)求真务实遭打击

    五十年代中期,大量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其中派到云南的苏联专家中良莠不齐,有的知识结构较单一,不能融会贯通;有的贪图生活享受,经常游山玩水,花费了中国的大量经费;有的以老大哥自居,強取豪夺中国专家的科研成果,成为学术強盗。

    先生时为青年正直的知识分子,敢于坚守人生信念,十分看不惯上述行为。在单位召开的会议上,请求大家对党的工作提意見時(其实这就是史称著名的“反右运动”拉开了序幕),先生作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先生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追求事物规则与真象的知行合一的科学态度,就针对苏联专家的行为给领导提出意見。随后就被冠以破坏中苏友谊的罪名,打成右派分子。头天还是戴着先进工作者的大红花,一个会议,几句话,就变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先生开始沉默、深思,并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先生坚定地认为他没有错,他也没有反党。所以,先生怀着“用努力工作来证明我没有错,我没有反党”的坚定信念。在被管制期间,沉默寡言,用一颗执着的心,刻苦钻研,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分别从滇产褐煤中成功提取铀和从原矿中成功提取镍与钴。

    1962年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被称为苏修帝国主义,苏联人也被視为坏人,那么,先生自然又变为好人。所以,先生反党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摘掉了。(右上是与苏联专家的合影,右二是先生)

    先生被解除管制后,他和家人恢复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是一家人最高兴的时期。可是好景不长,一晃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著名的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生又遭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据孙夫人回忆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先生突然被来人带走了,当时也不知道被带到那里去了。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孙夫人着急得夜不能寐,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来通知,先生被送去采石场劳动。

    孙夫人回忆,先生把他在采石场劳动的那段非人的悲惨经历描述给孙夫人:到了采石场,先生被安排去炸石头,每天要把炸后滚落到山底,相对大的石头用扁担挑到采石场,一天要挑几百斤重的石头。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地面上的草都被冰凌冻成枯黄色,先生被強迫下滇池水中,打捞水草喂猪,先生不会游泳,那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迫下水,浅水区的水草早已经被打捞干净了。先生只能用脚尖试探着往深水区走去,高一脚,低一脚地慢慢探试着走向深水区,寻找水草。当水淹到他的胸口时,才能打捞着水草。冰冷的海水刺痛着先生全身的骨头,冷得他头脑迷糊、四肢冰凉。虽然遭受如此磨难,先生坚信他没有错,他是被冤枉的。在那生与死的边缘,先生又一次陷入沉思。家庭离不开他,孩子需要他,还有他曾经的理想与事业还有待完成。所以,先生又开始沉默寡言。想办法应对这悲惨的局面。先生被強迫到滇池里打捞水草,虽然他不会游泳,但他的智慧告之他用两根木棍,一根探水深,一根用来绕捞水草。先生靠着他的机智与勇敢,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困难,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劳动任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先生得了严重的胃病,到后期,不得不做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

    先生遭受如此非人的悲惨的百般折磨,但先生在心里对未来、对生活总是充满着希望。他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的,经历了如此的坎坷和磨难,先生变得更加坚強与乐观,先生就是这样一路坚持走过来的。

  (四)甜蜜爱情苦作伴

    先生来到昆明的头几年,工作顺利,从联络员,一级技术员,工程师,似乎走向笫一个巅峰时期。同时先生在昆明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作为一名年青的南下干部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先生是一名英俊潇洒,好学睿智,温文尔雅的江南青年。每到一个单位都有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也有青年女孩向他表示好感,但先生都婉言谢绝了。先生相信缘分,他觉得人生中的另一半还没有出现。直到1953年的夏天,先生在昆明冶金研究所工作,有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孩分配到昆明冶金研究所,刚好分配到先生的实验小组,并且被安排跟随先生学习。这位女孩,当时风华正茂,亭亭玉立,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靓丽的气息。先生对这样一位女孩,先生心里想缘分到了。一見钟情,先生开始找人打听女孩的情况,并处处关注她的一切,在工作中渐渐地碰出了爱的火花,虽然他俩没有花前月下,山盟海誓,但他俩更多的是相互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到1956年夏天,他俩走到一起了,从此,他俩开始了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的一生。

    当他俩的第一个儿子刚出生两个月,先生就成为了一名反党的右派分子。时至六十年代中期,文革运动,又将先生送到采石场劳动,在那里先生经历了生与死的非人的监督劳动。每个月可以回家一天与家人团聚。每次回家,他的那双手全是伤痕累累,手掌上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先生1.73米的身高,却瘦得只有48公斤(他在被管制前体重是80公斤),孙夫人看着这一切,既心痛又担心,总是在送走先生时说:你下月一定要平安回来!先生总是自己默默地承受种种非人的折磨,而轻描淡写地对孙夫人说:没事的,放心吧!

    先生对未来总是充满希望,因为他始终认为他没有错,所以,坚信总会有一天云开日出的。先生变得坚强而乐观,就这样坚持熬过来了。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拔乱反正。先生历经22年非人的悲惨的艰苦磨难后,于1979年终于获得了平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五)重見天日做奉献

    先生获得平反后,被分配到云南冶炼厂担任总工程师。此时他也快年近花甲,所以,他十分珍惜重新获得的工作机会,想努力把耽误的时光追回来。在云南冶炼厂工作期间,先生刻苦钻研业务,完成了对“砂岩铜矿”综合利用的研究。成功地从铜矿石中提取伴生的金和银,为云南冶炼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由于先生的突出贡献,在云南冶金届产生了影响,从而享有较高声誉。于198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云南第一批(共98名)享受厅级待遇的教授级正高级工程师。同时他的影响力也受到九三学社云南省委的高度重视,先生被吸收加入九三学社,并担任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常委,组建九三学社昆明市委,先生出任九三学社昆明市委第一届,第二届主委,并相继当选政协昆明市委第七届,第八届常委和政协昆明市委专职副主席,政协云南省委常委。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生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还在为澄江县的扶贫项目:“建设磷酸氢钙厂”而精心操劳。从选厂址,写可行性报告,工艺流程设计,培训人才等。为该项目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据家人回忆说:在做这个项目的那段时间,家里人几乎很难在家里看到先生的身影,即使先生在家,就看到他通宵趴在书桌上,阅读文献,修改方案。听到他不停的咳嗽和沙哑的嗓音,家人看到这一切都很心疼,劝他不要那么辛苦,毕竟你也是老年人了,这个项目成与否对你影响不大。先生却对家人说:作为经历坎坷的老人,名利对我确实不重要了,但想到能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社会、为澄江县民众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这对我来说,我很开心,再苦再累也愿意。家人听先生说他很开心,家人只好随他的心愿。他就这样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个项目,为澄江县人民脱贫做了一点贡献。(上图是先生伏案工作的背影)

二、知行合一留汗青

  (一)学习思考终到老

    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受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并由许多事、许多人形成了个人经历而共同塑造的。

    先生出生在一个公职人员家庭,从4岁进学堂学习,在中小学期间还被迫学习过曰语,16岁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学习。可谓学贯中西,文理兼顾。大学毕业后,向书本、社会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这堆发黄老旧的笔记本;就可以加以说明。这些笔记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先生的日记,一类是学习心得,学习摘要;另一类是工作事项记要。这些笔记本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还有一些已经散失了。从这堆发黄退色的中文、英文笔迹中,可看出先生治学认真,博学多才,持之以恒,学贯终身。

    所以,孙夫人总是埋怨先生,一回到家只会坐在书桌前,写呀写,看呀看,总是舍不得那几本破书。先生就是这样的坚持,逐渐形成了知行合一而贯穿一生。

  (二)民主科学终笃信

    历尽二十多年坎坷人生,在重返社会时,在很短的时间,先生就在云南冶金行业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同时也被信奉民主与科学的政党重视,并邀先生加入。先生便认真学习和感悟民主与科学的本质、价值观及其精神实质。

    民主与科学是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思维方式。科学是客观事物及其自然规律、自然原理。民主是尊重并依循客观事物及其自然规律、自然原理,协调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使之符合并按照客观事物及其自然规律、自然原理生存与发展。这是民主与科学的本质。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观是:维护多样性,以达一致性的共生状态。在维护单一性的个生前提下,反对凸显单一性而导致的霸生状态,最终使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谐而共生。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尊重事实,依循规律;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民主与科学的态度: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苟且。

    先生从民主与科学的实质、价值观、精神和态度的学习和感悟后,认为这与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十分吻合。于是先生决定信奉民主与科学,并将它成为终身信仰。先生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都是恪守民主与科学的宗旨。

  (三)信仰践行言行中

    先生时常坐在书桌前,手里握着钢笔在纸上乱划着,这个时候看似在发呆,其实是他在思考问题。有一次,先生的女儿见此状,便好奇地问先生:你怎么啦?先生转过头来看着女儿说:我愧对你们和你们的母亲,这20多年来,你们的母亲受牵连被下放到昆明市冶炼厂工作,致使你们沒有好的学习环境,导致你们没有得以进一步深造,而在产业落后的企业工作。这20多年,除我所受的磨难,你们也受到影响,所以,我对家庭和你们亏欠太多,我常常感到愧疚。说这话的时候,先生已经平反,并落实政策,也有了一定的社会职务,社会地位。但先生只对其女儿说:愧疚。而不说怎么利用他的社会职务,社会影响力去对子女现在的境遇进行改善。甚至在先生退位时,组织曾主动提出要为他解决家庭的一些实际问题,都被先生婉言谢绝而放弃了。这体现先生清廉的高尚品格。

(赋闲后的先生)

    几次外出住宿发现,先生每天的起居很有规律,每早都在六点左右起床,晚上睡觉也早。先生曾说某年与某年的同月同日的天气是一样的,从而得知先生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谈到服药治病时,先生不仅能说出治同样的病時,服同样的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等。听后感觉先生在家中服药治病还作笔记,并有比较分析的习惯。还有一次说到怎样炮制新鲜天麻,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天麻制作工艺。有一次外出,在晚饭后散步時,先生讲到有一种植物可以防蛇,可惜当时没有记住那植物的名称。先生住过有前后两院的房子,前院种着那种植物,而后院没有,果然前院就没有蛇光顾,而后院便有蛇光临,隨后将那种植物也移栽后院,之后,后院也没有見蛇的踪迹了。

    以上几件小事可以说明先生对待生活,对待自然界的各种事都要寻求其规律,并按其规律生活、办事。这是一种求真求是的态度,在与先生交往的过程中受益非浅。

    记得是先生去逝前一年的外出活动,在晚饭前与先生下象棋,对弈时先生兴致很高,只因要吃晚饭了,便中止了那盘棋,中止時先生的棋局略显优势。旁人问:你俩谁的棋下得好,我答道:“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生的年龄是我的壹倍,我若到先生这样的年龄,还有这敏捷的思维,那就了不起了。”今天看来,那盘被中止的棋局是我与先生最终永远没有下完的一盘棋。

    除因病请假外,每次过组织生活,先生从来没有迟到缺席的情况。如果路近,先生就骑自行车来,若路远,先生就乘公交车来。有社员见此状,就主动要用车将先生送回家,可先生婉言谢绝后,还是直意乘公交车回家。那时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这些小事让我们这些晚辈看后,十分敬佩先生的人品。先生是工程一支社最有组织性,最守纪律,最受社员尊敬的优秀社员。

    先生临去逝前一个月的一天下午,那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下干。我们到医院看望先生,先生躺在病床上,用那温暖而又消瘦的手,似乎很用力地握着我的手。很努力地,但声音很微弱地对我说:“困难是不断的,前途是光明的,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先生对待生活的一贯态度。我本想说几句话安慰先生,让先生安心以配后医生的治疗。然而没想到先生且说出这几句话,使我顿时很激动,不知要说些什么来表达此时对先生的崇敬之情。这是多么坚強而科学地对待疾病、对待生命啊。这是先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先生最后对我的一次教诲:怎样科学地对待疾病,怎样:科学地对待生命。一同前去的孙逊出病房后对我说:“为什么加入九三学社,就是冲着这样一些人的品德。”是啊,就是有着这样一些有崇高品德的,而且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毕生追求的人,吸引着我们,让我们也把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终身的信念。

    在先生去逝前几天,陈国勇(时任工程一支社主委)去医院看望先生,其间,先生用微弱的声音对孙夫人说,要孙夫人拿一百元给陈国勇,交先生今年的社费。陈国勇说:“孙工,这事缓一缓,等您康复后,来过组织生活时再交。”可先生还是直意要交,而陈国勇始终不肯收。其实,在此时此景他俩各自都知道,在此时交社费是先生生前要安排的事项之一,而陈国勇怎么忍心在此时此刻收先生的社费呢,还是怀着待先生康复后,自己来交社费的企望。这大概是先生生前没有完成的一件事吧。用金钱交社费,就金钱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员心中要有组织。只是用交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来表达对组织的认同感,表示自己是该组织的成员。先生在那情那景已经完全表达了对社组织的认同,已经表示了自己是一名九三学社的成员,这就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应算已交纳了那年的社费了。先生,请您放心吧,您已经交纳了那年的社费了。

  (四)历尽艰辛合知行

    知识分子比常人拥有更高的境界,他们是走在社会最前列的先进群体。应该要比常人有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能坚守自己的“良知”。“良知”就是有強列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诱,不被明暗势力所“收买”。一个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许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缺少“良知”。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如果知识分子不满只停留在争取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部分满足时就放弃“捍卫公正”的初衷,就会很轻易被“权钱”“收买”而牺牲人生准则。一个很轻易就被“收买”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而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算是一个知道分子,或是伪知识分子。

    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键是他能知行合一,而且要体现在他的“良知”上。“良知”是能明善恶,辩是非,也就是要有一颗心好恶之心。而知行合一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孙剑如先生用他的坎坷而辉煌的人生实现了知行合一而成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当年就是这个“良知”的驱动,先生勇敢地指出了那苏联专家的不是,便遭到了极为不公的对待。如果当年先生没有说话。也就是说,当年那苏联专家的种种不是,与先生的个人利益毫无关系,先生完全可以“我没有说话”,而变为一个精制的利已主义者:世间事关我什么事!或许先生的个人人生会变得更辉煌,但这个社会就会变成象马丁?.尼莫拉的那首诗所描述的那样情形: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如果社会变成了这首诗所描述的那样情景,其结果是:事关你我他,事关全社会,所有人都将是受害者。所以,先生的“良知”使先生“说话了”,而且是说了真话。

三、结束语

    严谨的家教和从小学到大学的严格教育是孕育孙剑如先生“良知”的土壤。实践不是为了检验真理,而是为了认识真理,归向真理。也就是说,实践就是实事求是。最终达到“致良知”,“致良知”就是践行、唤起,并实现人人皆有良知。先生用毕生的人生经历一直在践行着。

    先生一生被政治所左右,也毕生寻求摆脱或离开政治的左右,同时终身都在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为人处事的行为方式,为此,先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寻求的道路上,先生遇到了民主与科学,从此,先生把民主与科学作为终身信仰并践行着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实质。

    刘亚洲说:“在诚实的社会中,诚实其实并不那么被人看重,只有在不诚实的社会里,诚实才显得特别的金贵。说真话的人往往是批评者,批评者往往是爱国者,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据此,诚实的先生以良知而立德,以知识而立功,最终成为一名诚实的爱国者。

    人的品质:是人的认识能力,也就是人怎样认识和了解自己以及认识人类社会、自然界的能力。你为社会提供了多大的利益或尽了多大的义务,也就会受到社会多大程度的保护和关心。

    人的认识能力,决定了他的的行为方式,进而一个人的品质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最终形成了他的人生品质。先生以他的人生轨迹彰显了先生的人生品质。正是具有这样人生品质的千千万万个人,筑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

    先生虽然谢世十二年了,而他留下的人生品质和精神,还一直影响着那些真的还活着的人。(先生在扶贫地点)

             

 

                         知非

 

                              二O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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