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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民族幼苗——抗战洪流中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发布日期:2017/3/13 0:00:00     浏览次数:8041

陈鹤琴

“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她的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若不能积极的参加国家战时的活动,这教育是无用的,是破产的,应该予以解散。”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爆发抗日救国巨大浪潮,各行各业同仇敌忾,救亡图存。在战争的阴霾下,教育家意识到,教育应该担负图存救亡、抗敌御侮的责任。通过弘扬祖国优秀文明、普及科学知识与大众教育,凝聚人心,提高全民族素质,使教育成为拯救国难的号角与旗帜。陈鹤琴先生作为国内享有盛名的现代儿童教育家,积极响应陶行知发起“生活教育”、“国难教育”运动。在陈鹤琴看来,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应该积极地参加国家战时的活动。他提出,在全面的战争开战时,学校教育与儿童教育的设施、方法应该进行改革,以适应战时的需要。由此,这位被誉为“永远微笑的教育家”陈鹤琴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特殊历程。

教育家的宏愿

1936年2月23日由教育家陶行知等人发起的国难教育社在上海成立,会上通过《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国难教育社简章》、《国难教育社工作大纲》。陶行知指出:“所谓学生即是学习人生之道。现在人生之道是什么?即是中华民族生存之道。若是国家灭亡了,我们也就无法生存。所以现代学生唯一的责任是如何救国。学校的功课应该立刻更改,务与救亡工作相互关切。课余则努力宣传,唤起大众。”不久后,以主张“以儿童为中心”与“研究儿童心理”、“激发儿童天性”、“儿童自由活动”等主张享有盛名的陈鹤琴提出6项改革要点:改变平时课程,以战事活动为全部课程活动中心;添置避难设备;改变平日课程;选择适用教材;采用整个教学法;注意课外工作。他提出,应该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和未来,要加强教育,要让每个儿童都能上学,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因为在他看来,拿枪和敌人正面对抗侵略是一种战斗,让儿童拿起笔,学习知识,增加对国家的认识,对外面世界的认知,为国家发展积蓄力量则是另一种战斗。他组织儿童利用自己有限力量开展制造简易防毒面具、收集废旧金属用于军事应用原料、将自己零花钱用于储蓄金,而且“每人每学期教不识字的民众一人”,学做“小先生”。

随着战争步步逼近,陈鹤琴的内心感到忧心忡忡。他深知,在无情战火中,妇女与儿童将是最大的受害者。日本军队在东北、华北犯下的残酷暴行,烧杀抢掠,灭绝人性,深深地刺痛所有中国人的心灵。1935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陈鹤琴《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一文,他呼吁全社会关注儿童的生存处境,在战争到来时全力保护儿童的生命安全。他写道:“希望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希望全国的教师们,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希望全国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同时,陈鹤琴深知自己作为儿童教育家担负更重要责任是通过教育唤起儿童与千千万万民众觉醒、奋起。在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教育家观念中,中国国力孱弱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素质低下与教育制度的死板、落后,而在国民素质中最缺乏的一是历史,即对于自己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了解、反思;二是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1938、1939年由陈鹤琴、陈选善主编《中国历史故事》与《小学自然故事》两套丛书各40册先后出版。编者的用意很显然,前者使儿童加深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了解,包括研究自己民族过去的经济生活、文物制度、发展过程、失败的因果,以激发民族意识,加强救国的信念;后者使儿童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培养现代科学精神。

在《中国历史故事》中有故事讲述2300多年前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激战后失败,忍受耻辱“卧薪尝胆”,经过20年艰难生活,终于等来了时机,打败吴王夫差,取得最后胜利。在故事结尾,编者写了一段文字:“历史的车轮是前进的,不是倒转的。现在的情形和古来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对于我们目前的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解放,卧薪尝胆的教训,还是有很大意义哩!”

在这篇故事后面,作者附了《不要悲哀》歌词:

不要悲哀,不要悲哀,

悲哀只显露出懦夫的面目,

我们要用热的鲜血,洗去历史的耻辱!

 

竹一样的虚心,筋一样的韧性,

扭碎奴隶的锁链,

打破强盗的阵营,

待创造一个伟大的中华,

再来歌颂胜利的光荣!

难童教育与报童学校

1937年7月7日上午,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七届年会暨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大会开幕式在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大学礼堂举行。当天会议内容报告一年前由中华儿童教育社发起“良师兴国运动”实施情况。下午会议内容围绕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展开。年会一结束,陈鹤琴带领参会的部分南方代表乘火车绕道大同、太原、石家庄等地,辗转回到上海。

一个月后,“八一三”事变,日军向上海外围地区发起进攻,数十万难民从宝山、吴淞、浦东、江湾、闸北、闵行等“华界”地区涌入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据资料记载,当时在上海市区分布成百个大大小小难民收容所,社会各界开展了一场大规模难民救济运动,发动募捐、义演、街头宣传;许多慈善组织和设在上海的国际机构、知名人士,以及在租界当局中工作的华籍高级雇员纷纷加入了这场运动。随着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人们意识到难民问题不能仅靠衣、食、住等物质条件的慈善救济,应为难民中大量文盲与儿童提供适当的教育。因为“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陈鹤琴语)

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的陈鹤琴目睹不计其数难民流离失所,其中许多儿童依靠卖报、捡拾垃圾、乞讨维持生活,心情非常沉重。他带着自己三个女儿到难民营慰问,难民营里有许多在战争中失去母亲的婴儿,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嗷嗷待哺。三个女儿忙前忙后,为这些不幸的婴儿换药、喂奶、换尿布、洗澡。同时,陈鹤琴在家里的客厅办了一所难童识字的“课堂”,年幼的女儿站在小板凳上为难童上课。下课后,女儿将自己平日里攒下的零用钱买了小皮球送给小弟弟、小妹妹们。

赵朴初先生题词

当时,上海最大慈善组织“慈联会”(全称: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成立难民教育委员会,主要成员包括陈鹤琴、赵朴初、刘湛恩、陈选善、朱启銮(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等,陈鹤琴受邀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包括儿童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他们一方面将难民中的儿童组织起来,不分年龄、性别,6岁至15岁不等,按程度分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安排教学场地,筹措课桌、椅、黑板等教学设施,儿童课本与文具用品一律免费提供;儿童上课时只好坐在地上或站着上课;学习科目包括读写、常识、算术、唱歌与游戏,每节课30分钟,全天共上4节课。教师来源主要是失业教师与社会青年。教育委员会专门开办师资训练班,每周六下午集中授课,开设体育训练、音乐、卫生、读写与算术等课程。陈鹤琴曾在一份报告中记述:

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难民营中的教育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进。目前有27,948名儿童在接受各类教育,虽然还是很不充分的,但儿童们很快活,守秩序,他们正被教育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公民。

1938年,陈鹤琴发起成立“儿童保育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公开身份为妇女界知名人士的黄定慧(又名:黄慕兰,中共地下党党员)担任副理事长。同时,他还担任上海国际救济会教育组主任。他向全社会发出呼吁:“保育民族育苗!”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开设报童学校,目的是使各收容所中数以百、千计难童通过卖报自食其力。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陶行知先生发起“工学团运动”,在上海成立“报童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陶行知告诉报童们:卖报是他们的“工”;读书识字是他们的“学”;组织起来不受人欺侮是他们的“团”。陈鹤琴与陶行知一同前往多个“工学团”所在弄堂、木屋、草棚中参观、指导。他对陶行知先生倡导“小先生制”教学法钦佩不已,在自己主管的小学中推行“小先生制”。为使难童有学上,有书读,陈鹤琴运用自己的威望与影响,向社会募捐,并向一些小学商借教室用来上课,先后开设10所报童学校,每校12班,还设有2班报贩(成人)班。教师共有30余人,大多为从社会上招聘的失业教师或进步青年。当时,上海《申报》向报童学校捐款,报童穿着印有《申报》标志的草绿色马夹,唱着《卖报歌》穿梭于大街小巷。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当时有一所难童小学设在上海昌平路一处收容所,仅为简陋的芦棚,拥挤、肮脏、杂乱,起初儿童们都出去捡拾破烂废品卖钱或流浪、乞讨,不肯来上学。陈鹤琴对一时无措的教师说:“难民所里有那么多孩子,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办好学校”。他亲自出面向有关机构为儿童们争取口粮,使他们可以安心读书;同时,鼓励、指导教师教学。

在陈鹤琴的努力下,难童学校终于开学,14个班级,600多名学生,朗朗读书声开始在收容所中回响。教师们身居芦棚,夏天闷在蒸笼里,雨天在棚内撑着伞办公,然而谁也没有一句怨言。备好课,上好课,课后还到难民栖身的芦棚中去“串门”,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陈鹤琴经常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挤出时间来参加校务会议,指导工作。

最后一课

1938年秋天,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 斯诺秘密来到上海,他的新著《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在上海等大城市书店销售,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在这本书中,许多人了解到在中国西北有一支军队在与日军战斗,这支军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陈鹤琴读了这本书受到震撼,他在一次演讲中将这支军队中的士兵称为“好青年”与“孤岛青年的典范”。此时,国民党军队陆续撤退,被称为“孤岛”的英美租界(亦称: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处于日军包围之中,随时都有被攻占可能,时局十分紧张。然而,在租界中,许多年轻人投身于爱国救亡宣传与难民救济运动中,还有一些青年却沉溺于舞厅、跑马场、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或“梭哈”(一种赌博性质的扑克游戏)、麻将、开房间等奢靡生活。有一些在洋行工作的中国雇员对募捐活动十分吝啬,却对洋人极尽献媚逢迎之事。陈鹤琴向青年们发出号召:

做一座灯塔。做一个现代青年,不但自己要学好做好,不受恶环境的诱惑,并且要有坚定的意志,正确的中心思想,自助又助人。否则连自己的脚跟都站不稳,哪里谈得到“劝人行善”呢?一般人都以为社会万恶,使一般有志的青年人陷入堕落的污泥中。我们不怕社会的万恶,我们也不可“独善其身”。我们要找同志,我们要组织读书会一类的团体。我们要用团体的力量来造成好的势力,推动社会,消除社会的恶势力。我们每个人要有座一座灯塔的信心,发放光明,照见自己的前途,同时又照耀他人,照耀社会,造成光明的世界。

陈鹤琴题词手迹

翌年,上海的局势更加紧张,敌伪势力跟踪、威胁、暗杀进步人士案件屡有发生,此时的陈鹤琴不得不蓄起胡须,出外活动时经常化装成一位老者,以防不测。人们开始抢购、储存生活用品、兑换黄金,准备撤离、疏散。使教育家们忧心如焚却是如何在日军占领后实行“奴化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像在“满洲国”一样,强迫推行日文,从文化、文字方面削弱、摧毁我们民族的信念、意志。11月间,陈鹤琴与陈望道(1891-1977,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一道以“中国语文教育学会”名义举办“中国语文展览会”,会场设在上海南京路大新百货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五层,展期10日,展品包括汉字教学改革成果和拉丁化新文字及其读写、电讯演示,上海各大中小学组织学生参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教育人民不要忘记自己祖国的语文。

不久后,陈鹤琴从不同渠道获悉,自己被列入敌伪特务暗杀名单,他决定离开上海去宁波暂避。临行前,他放心不下自己一手建立保育院的教师与孩子们,他亲自来到保育院向有关人员托付后续工作。他神色凝重,略带一些疲惫,仍温和、缓慢地说道:“我要离开上海了”。接下来,他将自己所做各项院务事宜逐一安排停当,然后转身离开。在外滩,他与前来送行的助手佯装散步,他说:“现在日寇虽然猖狂,但最后必将灭亡。你要把我设计机械设备保存好,待抗战胜利后,我们要继续幼教玩具生产”。数日后的一个傍晚,一群不明身份的歹徒闯入陈鹤琴寓所进行查抄,一无所获,悻悻离开。据推测,这伙歹徒来自极斯菲尔路(现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陈鹤琴得知这一消息,取消了返回上海计划,继续留在宁波。

数十年后,有一位名叫杨怀的亲历者记录了当年情形:

1940年1月的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由于所带路费很少,我只好到青年会旅馆去请求免费住一夜。服务员安排我住在走廊里,在炉边烤火。坐到9点钟左右,有人叫我到一间房间去会见一位50岁左右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详细询问我来宁波的经过,然后拿出10块钱交给我做路费。我含着眼泪接过这张宝贵的钞票,同时请他告诉我姓名。他翻出了一本书,指了指封面上作者的名字,上面写着陈鹤琴三个字。我才知道,我有幸遇见了一位知名的教育家。

一个月后,陈鹤琴前往大后方江西,创办幼稚师范学校,实现自己向往已久的愿望。(作者:柯小卫 中国作协会员、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陈鹤琴(1892-1982),浙江上虞人,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奠基人、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1952年被任命为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前身)院长。1979年被推举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著有:《陈鹤琴全集》(共6卷)(载于《中国政协》2016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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